在今天的曼哈顿，不管是小饭馆，还是高档餐厅，全都提供外送服务。人人都在分享改革的成果，却很少有人记得一位改变美国餐馆外送服务的女人。

美国有四万家中餐馆

在美国，中餐馆的数量大约有四万家，比麦当劳、汉堡王和肯德基三大快餐连锁店的总和还多。

中餐馆在美国几乎无处不在。它们可以蜗居在城市远郊的商场、市区平民窟，也可以栖身于美国中西部一些连地图上也找不着的小镇。就连当年约翰·布斯用来计划刺杀林肯总统的华盛顿特区旅馆，如今也成了当地知名中餐馆珍味楼(Wok n Roll)的所在地。很多美国人每周或每个月都要去中餐馆用餐，这已经固化成一种仪式。

1942年，杂碎和炒面成了美军士兵餐桌上的佳肴。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实验医学家乔纳斯·索尔克在研制脊灰炎疫苗时，几乎每天都光顾匹兹堡大学附近福布斯大道上一家叫竹园(Bamboo Garden)的中餐馆，而且每次都点同样的东西：一碗云吞汤，一个蛋卷，一碗米饭，一份鸡肉豆芽炒面——全部只需1.35美元。

中餐馆也是聚会和会晤的理想去处。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爆发，众多示威者们聚集在华盛顿一家中餐馆用餐，准备餐后搭乘改变美国黑人命运的第一班自由巴士，去南方腹地抗议种族隔离政策。“有人称之为‘最后的晚餐’。”约翰·路易斯说，当时他还只是一名来自佐治亚农村的神学院学生，后来当上了国会议员。 1962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派特使在燕京楼(YenchingPalace)进行秘密会谈，成功消除了古巴导弹危机。这家当年位于华盛顿克利夫兰公园附近的中餐馆曾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桥梁。

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中餐馆。在当选总统前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艾森豪威尔一直光顾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路上的太阳饭店(Sun Chop Suey Restaurant)，鸡肉杂碎是他最常吃的一道菜。当选总统后，出于安全考虑，联邦调查局曾对餐馆的每一位员工做过安全调查。同样有趣的是，布什总统一家最爱光顾弗吉尼亚福斯教堂外的北京饭店(Peking Gourmet Inn)，N17号桌是他们一家人的专座。为此，店方还为他们桌边的窗户安装了防弹玻璃。

把饭菜送到客人手里

张美莎是一位娇小柔弱的中国移民，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1976年11月，她在曼哈顿百老汇和第97大街的东南角开了一家中餐馆。开张伊始，像其他刚开业的餐馆老板一样，她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客人的到来。然而，那时候中央公园西面街区的生活水平不高(十年后中产化潮流才沿着西面街区北部边缘姗姗而来)，人们晚上不太轻易外出，又时值11月，天气非常寒冷，所以餐馆生意冷清，客人寥寥无几。每天晚上，在毫无遮掩的白炽灯光下，大部分都空着的桌椅显得格外刺眼，令人备感沮丧。经过整整两个星期的煎熬和思索，美莎深刻地认识到，被动的等待绝不是办法，她必须行动起来，既然客人不找上门来，我为何不把饭菜送到他们手里呢——这就是后来的中餐外送服务，它改变了整个餐饮行业的发展轨迹。虽然中餐外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免费送上门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客人们肯定感兴趣。美莎虽然英文不太好，却非常了解美国人需要什么。她用白纸打印了上千份菜单，然后悄无声息地溜进一个个住宅区，挨家挨户地把菜单从门缝里塞进去。

回到餐馆才两个小时，美莎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客人打来的电话，要一碗云吞汤，一个蛋卷。那时，她还没有派送外卖的外卖郎，所以只好亲自上场，顶着风雪步行了两个街区，才把外卖送到客人家。按过门铃之后，一位女士打开了门，看着眼前身高五英尺，手里捧着外卖的中国小女人，那位女士不禁一下子乐了，后来还给了她一美元小费。

在那个年代，光是萌生把外卖送上门的想法就需要非凡的想象力。何况美莎远在自动取款机和录像机普及推广之前就首创了中餐派送服务。不用出门就能享用美味的中餐，不用去银行就能随时随地提取现金，那个时候诸如此类的想法未免有些惊世骇俗，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服务行业的终极目标——提供直接面向消费者和一步到位的服务。

此后，订购中餐的电话逐渐多了起来。由于客人剧增，在原有四名员工的基础上，美莎又雇佣了一名外卖郎埃里克·马，一个瘦瘦的小伙子。埃里克原是附近一家中餐馆的勤杂工，同时还是诺曼·托马斯高级中学的学生。为了这份新工作，他特地花十五美元买了一辆旧自行车。

很快，订单像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进川湘园。订购电话响个不停。为了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美莎只得雇佣更多的外卖郎。等待派送的快餐盒很快就挤满了饭店里的所有餐桌。埃里克和其他外卖郎每次出门都要完成八个派送任务，车篮里总是装得满满当当，颤巍巍地骑在路上，不由得令人捏把汗。那个时候是卖方市场，还没什么竞争，餐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派送时间和派送区域。客人们手里捧着送上门的热乎乎的饭菜，脸上流露出的是感激，小费也给得慷慨大方，如若遇上途中被雨淋湿，还会热情地递上一条毛巾。

想客人所想，投客人所好

我儿时的旧居距离美莎的餐馆约一英里半，位于餐馆的北面。关于这家餐馆的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已经有些模糊，我却清楚地记得，它是如何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它吞并了布利姆饼屋和一家墨西哥餐馆，开了一家四周都是玻璃幕墙的户外咖啡馆，90年代又被改造成一家霓虹主题餐厅。

到我采访美莎的时候，川湘园的规模扩大了五倍。如今的美莎，年已花甲，儿孙满堂，岁月虽然无情，精力却不减当年;她总是佩戴着大号的珠宝首饰，携带两部手机，来去匆匆，穿梭于各家餐馆之间——川湘园已经扩张到整个曼哈顿，直至福尔顿鱼市，所以她总是随身携带着牙刷和牙膏。“我经常在坐车去餐馆的途中打盹，醒来之后刷一下牙，接着就可以投入工作了。”她解释道。

20世纪70年代，对移民美国的女性来说，谋生的手段非常有限，开餐馆是其中之一，她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拿出了各自的积蓄，加上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借来的钱，东拼西凑才凑足了开餐馆所需的25000美元。

事实上，第一个想到把快餐送到客人家里的人不是美莎，甚至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也不是她。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约翰·汗中餐馆就在旧金山一带开始了中餐外送服务。20世纪30年代末，纽约唐人街的中餐馆也开始利用汽车把杂碎送到客人家里。当然，订购中餐外送服务并不是一直都那么容易的。甚至直到20世纪50 年代，在有些中餐馆，即使订购三道菜，也要提前24小时预订。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中餐馆所提供的零星外送服务，相对于川湘园掀起的中餐外送狂潮，根本不值一提。

随着外送服务的发展，美莎经营的中餐帝国的规模也迅速扩大。1979年，川湘园被纽约时报评为一星级餐馆，虽然星级并不高，但相对于当时简陋的装修和简单的服务，其表现已经相当不俗。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雅皮士迁居到曼哈顿上城西北部，餐馆的客户群体也越来越成熟。接着，川湘园还增加了多家分店。从此以后，人们不管是在西村、东区、长岛，还是迈阿密，都能尝到川湘园的美味。

有了钱后，美莎和她的合作伙伴们开始涉足房地产投资，包括川湘园旧址所在的那幢八层楼的建筑。埃里克曾经是川湘园最早的中餐外卖郎，现如今已经被提拔为经理，还成为美莎的女婿。

美莎本人没受过多少教育，但她天生有着敏锐的直觉，顾客想要什么，她总能了然于胸。她开始中餐外送服务时正是美国女性走向职场越来越普遍的时候。在众多的中餐馆中，美莎的餐厅最早雇佣女服务生。“因为她们更擅长微笑。”美莎说。如果觉得中餐菜式已经趋于陈旧，她会立刻扩充自己的菜单。她把寿司引进了自己的餐馆，这样前来用餐的夫妻们就不会因为一个想吃中餐另一个想吃日本料理而争吵不休。当泰国菜越来越受欢迎的时候，她又把泰国炒河粉加入了自己的菜单。当人们痴迷于粉圆饮料的时候，她又在自己的餐馆里开设了卖珍珠奶茶的茶吧，来迎合顾客的喜好。早在阿特金斯或南海岸瘦身疗法风靡全国之前，她已经把低糖饮食系列加入菜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把餐馆的红色和金色色调改为粉彩霓虹色，什么时候该改成钢筋混凝土风格，什么时候该改为裸露的砖墙风格。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她还在餐馆里采用了隐藏式照明。

由于美莎的远见卓识，川湘园一开始就领先并牢牢掌握着中餐外送市场。然后慢慢地，其他中餐馆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它们有的雇佣已经辞职的川湘园员工，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中餐外送经验。后来，整个百老汇几乎一夜之间冒出了无数参与竞争的大大小小的中餐馆，它们大多曾经在破败的沿街店面里招揽顾客，而且几乎所有的餐馆名称里都有“湖南(Hunan)”或“四川(Szechuan)”字样。外卖郎手里总是提着装有一沓又一沓菜单的袋子，上面遮一块破布，以躲避目光敏锐的门卫和邻居。后来，其他移民餐馆也相继加入了外送服务的竞争，依次是泰国餐馆、日本餐馆和印度餐馆。最后很快发展成自由竞争，外送服务似乎成了免费的餐前小菜。

派发菜单引发的血案

上门派发菜单的做法也碰到过不少问题。问题最早出现在住宅楼的入口处，先是诸如“谢绝菜单”之类的简单警示语，接着是措辞更加强硬并用标点符号加强语气的警告：“禁止派发菜单!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明白了吗?”最初是英文警示语，但大楼物业人员很快发现，英文警示语似乎无济于事，因为这些派发菜单的人大多看不懂英文。(正如埃里克·马所说：“如果懂英文，他们还会满足于送外卖吗?”)于是便有了中英文双语对照的警示语，后来又变成三种甚至四种语言对照的警示语，希望借此消除各国移民餐馆的菜单攻势。然而，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接踵而至的还有其他服务行业的商家，它们有的推销地毯清洁用具，有的推销指甲美容服务，甚至还有杂货店的推销广告。这些广告传单有的塞在大楼邮箱里，有的堆放在大楼底层休息大厅的桌椅上，还有更多的被塞进了住户的门缝里。对此，居民抗议说，这给他们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了隐患，他们担心门缝里长期积累下来的菜单会引贼入室。进入住宅楼时，推销员们通常会先按门铃，再喜气洋洋地告诉门卫，他们是UPS快递员，以此来通过门禁。有的推销员甚至会用石头砸开安全门，或者跟在居民身后混进去。虽然上门派发菜单的餐馆不光是川湘园，但是愤怒的居民们却不管这么多，他们常常把这一切都怪罪到川湘园身上。愤怒的小区门卫往往会气急败坏地冲到川湘园，一股脑儿把一个月来积累的菜单摔在餐厅地板上，尽管其中很多菜单来自其他餐馆。

1994年8月，菜单之争甚至引发了餐馆和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最终不幸酿成流血事件。一天晚上，作家菲利普·卡洛走出西88大街的住宅楼，在底楼前厅发现一个身材瘦长的华人。这个华人正在为中国烧烤(ChinaBarbecue)散发菜单广告，而就在不远处还贴着一张“谢绝菜单”的告示。

卡洛制止了华人的行为，他捡起菜单还给那个华人。但华人把菜单又放了回去，卡洛又把菜单还给他，结果菜单又被放回了原处。就这样，推来送去，反复争执多次后，双方终于发展成拳脚相加，后来直至扭打到大街上。最后的结果是，卡洛被打得鼻子出血，华人的下巴骨折。后来，卡洛被法院判处犯有攻击罪，并被送往里克斯岛拘禁六天，而华人推销员最终因为身受重伤而免于被起诉。

菜单引起的肢体冲突事件还不止于此。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一位名叫简·奥康纳的女秘书身上。简居住在西96大街上的一个住宅区里，有一次她试图阻止一名来自川湘园的推销员发放菜单，结果遭到了这名推销员的拳头殴打。最后，法院判处简·奥康纳胜诉，并获2000美元赔偿金。

对此，地方社区董事会甚至动用了政治杠杆来惩罚川湘园。他们说服交通部门，阻止消费者事务部准予川湘园户外茶吧的许可证续期。

曼哈顿上城西区人永远不惧怕通过法律和司法程序达到自己的目的。纽约州上城西区议员斯科特·斯静格(即将就任曼哈顿区区长)推出了一项法案，法案规定，在明知所在私人住宅区明确反对或抵制的情况下，擅自派发菜单及其他传单的行为将被处以四倍的罚金。当然，也有一些纽约市议员对此规定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们担心这一法案会妨碍人们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美莎也认为，派发菜单和在大街上分发政治传单几乎没什么区别。然而尽管如此，川湘园还是因此遭受了挫折。1994年，一个名叫索尔·拉普德斯的业主决定在小额索赔法庭起诉川湘园，理由是川湘园在他位于西70大街的两处褐色沙石建筑里派发菜单。索尔告知川湘园，他将按照每清扫一次菜单补偿十美元的标准向法院提出索赔要求。川湘园一方则认为，首先他们所派发的菜单受到第一修正法案中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其次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些菜单来自川湘园。然而，法官基比(Kibbie F. Payne)的最后裁决认为，大楼底层大厅属于私人物业，在私人领地川湘园无法受到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同时，法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些菜单来自川湘园，为补偿拉普德斯为清扫菜单而付出的劳动，他将对川湘园处以447.75美元罚金。当然，美莎对此也不是一筹莫展，她早已想好应对的策略。她已经就批量邮费问题联络并咨询过美国邮政服务中心。从此，川湘园开始通过邮局寄发菜单。

在和我共进午餐时，美莎告诉我，哪怕大量派发菜单的做法引起许多纽约市民的愤怒和反感，她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员工们都需要赚钱养家糊口，”她说，“我们一没偷，二没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美莎觉得，派发菜单是一种公平竞争，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美莎不无自豪地对我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已经有数以万计的中国移民在她的餐馆里工作过。“有时我外出旅行，一不小心就会碰到熟人，他们都认识我，因为他们都在我这里工作过，”她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新移民。我们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都急需用钱。”在她的员工中，有很多是到美国求学的学生，他们大多初来乍到，需要一个立足点。“我的员工当中，很多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有的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其中一个后来还做了大使。”美莎特别强调说。

垃圾广告之母，瞅准时机送外卖

要我确切地说出为什么川湘园的中餐派送业务能够像滚雪球般迅速壮大，确实有点难度。是因为时机选得好吗?然而，早在美莎之前就已经有外送服务，尽管不是那么积极主动。甚至早在20世纪70年代，散布在纽约市的各大比萨屋和炸鸡店就已经提供外送服务。在川湘园刚刚开张营业的时候，上城西区已经有很多布置得非常雅致的中餐馆。但时至今日，这些曾经食客云集的中餐馆已经被时间的洪流淹没得无影无踪。如果美莎当初没有积极主动地提供外送服务，会不会有其他的餐馆老板采取这一策略呢?或者，也许美莎的成功与她准确的市场定位有关，即瞅准时机把外卖送到适当居民的家里。曼哈顿上城西区的公寓楼、合作住宅和褐色沙石住宅楼非常密集。那里集中了更多的女性上班族，她们急需能够健康快速地解决家人吃饭的问题，因为她们根本没有时间做饭。此外，很多年轻的职业人士都偏爱电话订餐，他们不喜欢下厨做饭。

然而，我越想越觉得整件事情似乎既陌生又熟悉。廉价的广告方式催生出盲目的地毯轰炸式的广告资料，进而催生出跟风的市场营销群体，再催生出愤怒的客户，最后导致官司缠身，并诞生新的广告派发方式。

这就是垃圾广告。美莎小姐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她最早发现了垃圾广告的威力。这不光是服务的问题，也是市场营销的问题。而我所见到的美莎竟然是垃圾广告之母!

对美莎和她的合作伙伴们来说，决定买下百老汇和第97大街上的那幢建筑似乎不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了解中餐馆，但我在地产方面一窍不通。”美莎承认。管理一处年久失修的房产，还要对其实施维修保养，并定期进行房屋检查，实在是最令人头痛的事情。最后，她们不得不把它转让给另一位业主，后来那位业主又把这幢地段绝佳的建筑转给美国银行。无奈之下，川湘园只得另觅新家。

美莎决定把川湘园旗舰店搬到第100大街上，那里有一家已经脱离川湘园的分号，这家分号一直被称为小川湘园。我见过美莎用蹩脚的英语与楼上的汽车店老板讨价还价。她觉得那家汽车店的招牌太难看，并提出为其重新做一个，使之与新川湘园的装修风格相协调。

2005年10月4日，在历经近二十九载的风雨经营后，百老汇和第97大街上的川湘园终于停止营业。餐馆正式关门的那一天，美莎没有在场。她怕触景伤情。第二天下午，员工们转移到第100大街上的新川湘园上班，川湘园宣告重新营业。

这一变化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事实上，那时候附近的小中餐馆都毫无特色。倒是其他餐馆，例如越南西贡烧扒(Saigon Grill)，以其颇具异国风情的新菜式，征服了不少上城西区居民的心。

一段时间过去后，美莎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第100大街与川湘园旧址相比，无论是可见度，还是人流量，都相对较差。地段上的差异使得川湘园的生意慢慢淡下来。

在今天的曼哈顿，几乎每一家自觉的餐馆，不管是小饭馆，还是高档餐厅，都提供外送服务。为求生存，它们只能这么做。几年以后，芝加哥、华盛顿以及波士顿的餐馆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当然也不乏一意孤行者(例如旧金山)。几年前，我的许多朋友曾不止一次向我提及一个叫无缝网(SeamlessWeb)的网站。尤其是从事金融、咨询和法律工作的朋友们，对它赞不绝口。他们一边上班一边可以通过这个网站订购午餐和晚餐，甚至连小费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支付给餐馆。有了这个网站，人们不离开办公桌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饭菜。无需拿着沾满咖喱鸡汁的发票去财务部报销，也无需和电话另一端的餐馆工作人员猜谜语(他们英语都很蹩脚)。因此，它深受各个公司欢迎。这让我吃惊，也让我着迷。只需半个小时，你就可以拥有一份二十五美元的豪华寿司套餐。唯一的代价是，你在享用精美食物的同时，还得一边挣扎着做电子表格或审阅合同。

“现在你明白了吧，每个餐馆都在做外卖。”在第100大街的川湘园吃午餐时，美莎这样告诉我。她列举了一连串周围一个街区范围内提供外送服务的餐馆。“甚至连路边的小餐馆也提供外送服务。”

“当你觉得为大家做了件好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美莎说。但她也不无忧伤地补充说，“现在大家都赶上我们了。”当年美莎带头发起的革命已经发展成司空见惯的标准和规范。如今，人人都在分享改革的成果，却很少有人记得美莎这个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