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老板



  
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

  翠花胡同在北京二环路以里,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像早春第一棵破土而出的嫩芽,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从这条狭长的胡同里冒了出来。

  这家叫“悦宾”的小饭馆,让老旧的胡同有了活力,吃饭的人络绎不绝,采访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据说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饭馆的女老板刘桂仙。那年,一个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时光荏苒,世事浮沉,快30年了,翠花胡同43号的门上,依旧挂着“悦宾饭馆”的招牌。

  早上9点刚过,一辆轿车悄然停在饭馆门口,从车后门下来的人正是刘桂仙。

  刘桂仙今年75岁,河北人,说话嗓门大,听上去跟小品演员赵丽蓉似的。

  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

  来,上点儿茶水!

  我这人爱实话实说。这么地,我从头跟你说起,要不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就乱哩。打一开始,就有人问我:你咋想起开小饭馆?因为我是一个做饭的,做出的菜比较好吃。

  我那会儿干临时工,给人家做饭,跟师傅们偷学了不少技术。怎么说呢,我做出的菜,是我独有的味道,是我在学习的基础上又自创的,都是我自编自演,别人做不出来的。到现在也是,在我家饭馆吃完哩,去了别家,味儿不对,又回来了,回头客忒多。

  我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闺女。家穷,有过7口人盖两床被子的时候。咋盖?我跟孩子他爸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呗。这么多孩子我咋养活?都是半大小子,正长呢。有天晚上,我听小半导体收音机,里边说东北有一对夫妻,自己蒸了包子上街卖。咦——,我一听心里受到启发,我学了一手好菜,可以开个小饭馆呵。

  那个时候,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我跟我家老头商量,他说: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我说,那我去申请申请。

  第二天,我就去工商局了。我这个人跟一般女人不同,跟一般的男人也不一样。我想做啥事,只要不害天、不害地、不害人,我说做就做去,多苦我也做,想尽办法我也得做。

  记得那会儿,东城区工商局在干面胡同东口,离我家远极了,我也没自行车,就靠走。到了工商局,跟人家说想开饭馆,他们问你有屋子开吗?我说有,我把睡觉的屋子腾出来。“那你一家搁哪儿睡呵?”他们问。我说:“上房睡,上房顶。”办公室一屋子人,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最后,他们劝我回去,说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他们这里解决不了,国家没政策。

  从我家到干面胡同,要走一个多钟头,我天天去工商局,求人家,说好话,不行就耍赖。磨了一个月,没空闲过一天,要是一般人早坚持不下来了。刚开始去工商局,人家对我还挺热情,劝我啥的。到后来,去了也没人理我。“又来了,你坐吧。”我就在人家办公室里坐着,他们该干嘛干嘛。

  不知咋的,记者知道了我这事,在报上捅了出来。说有个叫刘桂仙的女同志,天天上工商局,软磨硬泡要自个儿开饭馆。那会儿没人开私人买卖,所以觉得新鲜呗。过后,不知工商局得到上级通知了,还是他们合计了,反正同意哩。再去,他们就跟我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

  我们一家就干开了。没钱买料,就上孩子他爸单位,要了一大车废料,旧砖头、破管子、油毡、木头,把我家屋子打通,又在院里盖了间小厨房、小洗碗间,搭了锅台,挖了地沟,通了上下水……弄好了,工商局的干部都来看了,还给我家做保,从银行贷了500块钱。

  我拿这钱买了一台“雪花”牌电冰箱,是个次品,门上缺层漆,钱也就够买这样的,好的买不来。我又去买了4张旧的小桌,十几把小木凳,4块塑料布,然后放鞭炮,就这样开张了!

  流动资金,我根本没有,开张那天,手里只有36块钱。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让观众猜,我开张那天花了多少钱,没一人答对的,最少也猜5万哩,哈哈哈……

  说36块钱,现在人听了,没人信,都是新闻。可我就拿着36块钱,去了朝阳菜市场。当时只有买鸭子不要票,我就买回来4只鸭子。

  头一天,能有人来吃饭吗?唉呀,我跟你说,人排着大队。就顺着这胡同,排出去好几十米。还下着雨,打着伞呢。我把4只鸭子,做成好几种,有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一块钱一份,一会儿就抢光了。东西卖完哩,人还不走,还排着。为啥?他们说了:“这顿吃不上,不是还有下顿嘛。”那大队排的,可了不得!那天,我家老头下班回来,一进胡同,瞅见我家门口那么多人,还以为家里出啥事了。那会儿,私人饭馆,仅此一家,大伙儿好奇呗!

  这天中午,4只鸭子卖光后,我手里就有钱了。我又去菜市场,这次买回来7只鸭子。晚上,7只鸭子也都被抢光了。我就靠这些鸭子,倒呵倒,倒了一个礼拜,我有钱哩!

  有了钱,我就买鱼买肉,买这买那,可以做30多种菜了。大虾我也卖,王八我也卖,鳝鱼我也卖,都卖啦!东西都是我从三河、宝坻、香河那边背回来的。

  饭馆刚开张时,买东西都要票,粮票、糖票、肉票、油票啥的。我没有,就去河北、天津,那边有农民的集市。哪天哪儿有集,我都打听好了。一大早,黑咕隆咚的就起床,坐上火车、长途汽车我就去哩。买上两大包东西,到家就快中午了。赶紧拾掇、准备。孩子们还小,我家老头还上班,又不敢雇人,就我一人儿,又买又做,又搞卫生的。实在忙不过来,饭馆一天只能开一餐,就晚上营业。

  也就我能开成,换个人,可能就开不成哩。我比白毛女都苦,睡觉苦、做饭苦、买东西也苦。平房房顶支了个塑料棚,顺墙竖个梯子,夜里爬上去,一家人睡里头。

  唉呀,累死了累死了!都别提了,没把我累死。幸亏我那时身体好,壮得跟小老虎似的。现在,想想当时的累,我都要撞墙去。

  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

  我那会儿只是想,不管多累也要坚持下去,让我的菜出名,让别人说,刘桂仙开的饭馆,菜好,人的心眼也好。我也不算计成本,就想着怎么做,菜才好吃。我做的菜,都用香油腌渍,所以菜味浓,鲜香不腻。

  一下子,我的菜出名嘞!好吃呵,还便宜,上我饭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小店只能放4张小桌,一点点大,还没有这桌子芯大。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上他们的电话,排到了,我打电话通知。一打电话,准来,没有差过钟点的。

  外国大使馆的人也来了。他们头一回来,手里都拿着地图,自个儿画的,有的是复印的。胡同里的小饭馆,他们是咋知道的?嘿——,那大使馆里头,不净是“特务”嘛。有一阵子,来吃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人都进不来了。他们互相传唤,你告诉我,我告诉你,都知道哩。

  他们来我这儿吃饭,一是我的菜确实好吃,大饭店里没有,还很便宜,一个菜只有几毛钱;另外,他们到悦宾饭馆,是来看看,观察观察,上我这里捞东西,想从我嘴里套点什么。你想想看,怎么北京冷不丁冒出个私人饭馆,这么多年都没有,为嘛现在突然就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中国要往哪里走呵?他们问我的净是这些话:“你怎么选择自己开饭馆了?是谁叫你开的?”“这个小饭馆,能开长吗?”“你怕不怕再来文化大革命,整你?说你走资本主义?”我说:“我不怕,大不了把挣的钱退回去。我说我信一条,跟共产党走,肯定没事!”他们听了都笑,说我很会讲话。从我嘴里,他们套不出啥来。

  你知道吗,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一看来的记者多,我都想哭。为嘛?愁的。他们采访我,不是要耽误做饭,我也没工夫买菜了嘛。我家小厨房里有扇小窗户,后来,我就叫记者站在院子里,我在小厨房里炒菜,把窗户打开,他们待在外头问,我一边炒菜一边回答。有些记者来了,吃完饭还不走,东瞅瞅、西看看,问长问短,恨不能住这儿,一来就连着好几天。

  我周围的人思想还没转过来,不像现在,大家都羡慕有钱人。那个时候,别人看我就有气,大部分人认为我走的是资本主义,开私人买卖,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看来我饭馆吃饭的外国人这么多,就说我是里通外国。街坊邻居也跟我讲:“你不怕当特务?”“你现在就是特务!”“瞧好吧,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国家肯定会收拾你。”我说:“你们别吓唬我,我不就是因为孩子多,想挣口饭吃嘛,我不怕!”嘴上是这么说的,可晚上,一宿宿地睡不踏实。

  头一年春节,提前一个礼拜,公安局的人把我叫去了,跟我打招呼说,国家领导人和北京市领导要上我家拜年,让我回去准备准备,别跟孩子们说,要保密。回家,我把饭馆里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买了两麻袋炮仗。

  过年的时候,我家一下来了俩副总理,是姚依林和陈慕华。他们第一站去了前门的“大碗茶”,然后去了西单菜市场,再来我们悦宾饭馆,都是当时的新生事物,所以来拜访拜访。

  那天中午,正好有美国大使馆的人来吃饭,吃的是饺子,在我这儿过年。姚依林和陈慕华来了以后,在饭馆各处走走、看看,嘱咐我要把孩子们管好,饭菜要做好,冷热分开,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菜要大众化。

  哎呀,当时热闹极了!胡同里全是人,挤不动。我把两麻袋炮仗,全放了,放得那个凶呵。

  回头看,这30年,我最不满意的事,就是把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喽

  挣了钱,我就攒着。悦宾饭馆实在太小,我想扩大一下,可是没有地儿呵。我想买房,在胡同里东家问问,西家问问,没人想卖。最后卖房给我的这家,也费了好大劲儿,晚上过来跟人家说说话,送点菜吃吃,这才同意。我在鼓楼那边给他家买了房,还给了1万块钱的搬家费。那可是上世纪80年代,1万块抵现在的10万块呵。就这么着,我买下胡同里的这处房子,大小12间,又开了一家饭馆,孩子们给起了个名叫“悦仙美食”。

  到这会儿,孩子们来帮我,当服务员、搞卫生、买菜啥的。有的干着干着跑哩,外头玩一天才回来。有回,让我家老五去买菜,他骑上车,拿着筐走哩。都到下午人还没回来。我着急,出去找,一看,菜筐搁在马路边,他看人家打架去了。

  个体户后来就多了,饭馆开得遍地都是。瞧我家生意这么火,可能受我的启发,翠花胡同里,一下就冒出七八家饭馆。但是闹了一阵儿,都不行,最后全关张了,哈哈哈……。我哪儿也没搬,就在这个胡同里,不管刮风下雨,照样有人来我饭馆吃饭。

  哎呀!那时候,一趟趟街,红火得不得了。我们这边的东四大街,个体店多着呢,卖衣服的、开饭馆的,门面比我大好多。可你现在瞅瞅,剩下的没几家。有赔了,有暴发后都挥霍了,抽白面儿、逛窑子、进监狱,自己把自己断送了,啥样的都有。还有现在搁家待着的,有离婚的,当然,也有更发达的,那是少数。

  生意好做那阵儿,挣了钱的年轻人,常上我家饭馆吃喝。听他们说话、谈事呵,不靠谱,我不喜欢。他们净吹,我就揭他们的短。我跟他们说:“你们这帮小家伙,都是短命鬼,这么干,长远不了。”“嘿——,你是老一套。做生意哪有不吹的?跟你开饭馆不一样,像你的菜,人家一尝就知道了。”他们说我。

  我家干得早,那会儿也算是有钱了,但我家孩子没那些坏毛病。像走路摇摇晃晃呵、赌钱、胡吃海喝,在外头弄仨俩个(女人)的,都没有。我发过誓,有我活着,家里人就不准搓麻将,不能赌、不能嫖。年年大年初一,我都在全家人面前说一顿。

  我家老三喜欢古玩、旧家具。那会儿,他跟我要8万块钱做本,去外头收购,我没给。到现在,他还满怨我,说我当年要是给了这钱,他就发大了。不过,现在他干得挺好,弄了个不小的古玩店,上广西、广东那边收旧家具,用火车运回来。自己再修修补补,鼓捣鼓捣卖出去,这样干了20多年,挣了点钱。

  虽然我挣过钱,可我心里一直觉得没钱。回头看,这30年,我最不满意的事,就是把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喽!

  这事过去10来年了。咋赔的?干了个木器厂,栽了个大跟头,不懂,外行呗,结果赔喽。开始,我不想干,想开饭馆,我家老五说,开饭馆太累、太操心,挣不了大钱。咱家也弄个厂子,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他(老五)特聪明,虽没有太多文化,但干事像个文化人。那些年,大家都买房呀,搞屋内装修呵,建材市场也好,我让他给说活心了,那就干吧!木器厂就在小汤山我现在住的那个村里,租了好几十亩地,盖了好多厂房,配了好多机器,哎呀,好大的院子,满院都是松树,特别好!我家开的木器厂,主要做门、地板。

  可厂子没让我挣钱,反而赔了。一是该账,这家拿了我的货,钱该着,那家也该着,该来该去,钱就要不回来了;二是隔行如隔山,门做得不对。我开饭馆实在,做门也实在,我家干的门,全实木的,鞬沉。别人做的门框,都是木板的,飘轻。我家门一安上去,就拽歪了,结果人家就说质量有问题。可看看我家的门,瞅哪,哪儿也没毛病,都没法修。反正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的,厂子完了。

  看着不行,厂子关了,剩了好多东西。去年,不死心,再试试,又接着干。还是赔,又赔进去几十万,年底,关吧,这回是彻底洗手不干了。厂房租出去了,可接手的那个人就挣钱,也是做门,不过做的是防盗门。

  哎呀!这个木器厂,赔了我600多万呢,把我这些年攒的钱,都赔完了。当初,我要是拿这钱开个大饭馆,可能就成功了。傻了呗,让鬼迷上哩!赔了那么多钱,留下一辈子的烙印,我可心痛了,心脏都坏了,做了搭桥手术,才好起来。现在,我都不能提这事,一提,我家老五就掉眼泪,“唰唰”地哭。这步走错了,错就错了呗,他是我儿子,拿钱干事业,也不是抽白面儿了,我不怨他。

  所以,再也不敢出去干啥,怕啦!别人都说我买卖挺好,出去再干一家饭馆吧。其实,我现在有能力再开一家,但我不想开了,我够了,知足哩,我不想死在这上头。当初,我身体好着呢,人又精又灵。弄了俩饭馆,把我累完了,累傻了。一身的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也不好,腿还拐。你看我都快80岁的人了,还得天天来。

  这家叫“悦宾”的小饭馆,让老旧的胡同有了活力,吃饭的人络绎不绝,采访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据说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饭馆的女老板刘桂仙。那年,一个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时光荏苒,世事浮沉,快30年了,翠花胡同43号的门上,依旧挂着“悦宾饭馆”的招牌。

  早上9点刚过,一辆轿车悄然停在饭馆门口,从车后门下来的人正是刘桂仙。

  刘桂仙今年75岁,河北人,说话嗓门大,听上去跟小品演员赵丽蓉似的。

  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

  来,上点儿茶水!

  我这人爱实话实说。这么地,我从头跟你说起,要不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就乱哩。打一开始,就有人问我:你咋想起开小饭馆?因为我是一个做饭的,做出的菜比较好吃。

  我那会儿干临时工,给人家做饭,跟师傅们偷学了不少技术。怎么说呢,我做出的菜,是我独有的味道,是我在学习的基础上又自创的,都是我自编自演,别人做不出来的。到现在也是,在我家饭馆吃完哩,去了别家,味儿不对,又回来了,回头客忒多。

  我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闺女。家穷,有过7口人盖两床被子的时候。咋盖?我跟孩子他爸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呗。这么多孩子我咋养活?都是半大小子,正长呢。有天晚上,我听小半导体收音机,里边说东北有一对夫妻,自己蒸了包子上街卖。咦——,我一听心里受到启发,我学了一手好菜,可以开个小饭馆呵。

  那个时候,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我跟我家老头商量,他说: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我说,那我去申请申请。

  第二天,我就去工商局了。我这个人跟一般女人不同,跟一般的男人也不一样。我想做啥事,只要不害天、不害地、不害人,我说做就做去,多苦我也做,想尽办法我也得做。

  记得那会儿,东城区工商局在干面胡同东口,离我家远极了,我也没自行车,就靠走。到了工商局,跟人家说想开饭馆,他们问你有屋子开吗?我说有,我把睡觉的屋子腾出来。“那你一家搁哪儿睡呵?”他们问。我说:“上房睡,上房顶。”办公室一屋子人,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最后,他们劝我回去,说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他们这里解决不了,国家没政策。

  从我家到干面胡同,要走一个多钟头,我天天去工商局,求人家,说好话,不行就耍赖。磨了一个月,没空闲过一天,要是一般人早坚持不下来了。刚开始去工商局,人家对我还挺热情,劝我啥的。到后来,去了也没人理我。“又来了,你坐吧。”我就在人家办公室里坐着,他们该干嘛干嘛。

  不知咋的,记者知道了我这事,在报上捅了出来。说有个叫刘桂仙的女同志,天天上工商局,软磨硬泡要自个儿开饭馆。那会儿没人开私人买卖,所以觉得新鲜呗。过后,不知工商局得到上级通知了,还是他们合计了,反正同意哩。再去,他们就跟我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

  我们一家就干开了。没钱买料,就上孩子他爸单位,要了一大车废料,旧砖头、破管子、油毡、木头,把我家屋子打通,又在院里盖了间小厨房、小洗碗间,搭了锅台,挖了地沟,通了上下水……弄好了,工商局的干部都来看了,还给我家做保,从银行贷了500块钱。

  我拿这钱买了一台“雪花”牌电冰箱,是个次品,门上缺层漆,钱也就够买这样的,好的买不来。我又去买了4张旧的小桌,十几把小木凳,4块塑料布,然后放鞭炮,就这样开张了!

  流动资金,我根本没有,开张那天,手里只有36块钱。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让观众猜,我开张那天花了多少钱,没一人答对的,最少也猜5万哩,哈哈哈……

  说36块钱,现在人听了,没人信,都是新闻。可我就拿着36块钱,去了朝阳菜市场。当时只有买鸭子不要票,我就买回来4只鸭子。

  头一天,能有人来吃饭吗?唉呀,我跟你说,人排着大队。就顺着这胡同,排出去好几十米。还下着雨,打着伞呢。我把4只鸭子,做成好几种,有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一块钱一份,一会儿就抢光了。东西卖完哩,人还不走,还排着。为啥?他们说了:“这顿吃不上,不是还有下顿嘛。”那大队排的,可了不得!那天,我家老头下班回来,一进胡同,瞅见我家门口那么多人,还以为家里出啥事了。那会儿,私人饭馆,仅此一家,大伙儿好奇呗!

  这天中午,4只鸭子卖光后,我手里就有钱了。我又去菜市场,这次买回来7只鸭子。晚上,7只鸭子也都被抢光了。我就靠这些鸭子,倒呵倒,倒了一个礼拜,我有钱哩!

  有了钱,我就买鱼买肉,买这买那,可以做30多种菜了。大虾我也卖,王八我也卖,鳝鱼我也卖,都卖啦!东西都是我从三河、宝坻、香河那边背回来的。

  饭馆刚开张时,买东西都要票,粮票、糖票、肉票、油票啥的。我没有,就去河北、天津,那边有农民的集市。哪天哪儿有集,我都打听好了。一大早,黑咕隆咚的就起床,坐上火车、长途汽车我就去哩。买上两大包东西,到家就快中午了。赶紧拾掇、准备。孩子们还小,我家老头还上班,又不敢雇人,就我一人儿,又买又做,又搞卫生的。实在忙不过来,饭馆一天只能开一餐,就晚上营业。

  也就我能开成,换个人,可能就开不成哩。我比白毛女都苦,睡觉苦、做饭苦、买东西也苦。平房房顶支了个塑料棚,顺墙竖个梯子,夜里爬上去,一家人睡里头。

  唉呀,累死了累死了!都别提了,没把我累死。幸亏我那时身体好,壮得跟小老虎似的。现在,想想当时的累,我都要撞墙去。

  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

  我那会儿只是想,不管多累也要坚持下去,让我的菜出名,让别人说,刘桂仙开的饭馆,菜好,人的心眼也好。我也不算计成本,就想着怎么做,菜才好吃。我做的菜,都用香油腌渍,所以菜味浓,鲜香不腻。

  一下子,我的菜出名嘞!好吃呵,还便宜,上我饭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小店只能放4张小桌,一点点大,还没有这桌子芯大。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上他们的电话,排到了,我打电话通知。一打电话,准来,没有差过钟点的。

  外国大使馆的人也来了。他们头一回来,手里都拿着地图,自个儿画的,有的是复印的。胡同里的小饭馆,他们是咋知道的?嘿——,那大使馆里头,不净是“特务”嘛。有一阵子,来吃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人都进不来了。他们互相传唤,你告诉我,我告诉你,都知道哩。

  他们来我这儿吃饭,一是我的菜确实好吃,大饭店里没有,还很便宜,一个菜只有几毛钱;另外,他们到悦宾饭馆,是来看看,观察观察,上我这里捞东西,想从我嘴里套点什么。你想想看,怎么北京冷不丁冒出个私人饭馆,这么多年都没有,为嘛现在突然就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中国要往哪里走呵?他们问我的净是这些话:“你怎么选择自己开饭馆了?是谁叫你开的?”“这个小饭馆,能开长吗?”“你怕不怕再来文化大革命,整你?说你走资本主义?”我说:“我不怕,大不了把挣的钱退回去。我说我信一条,跟共产党走,肯定没事!”他们听了都笑,说我很会讲话。从我嘴里,他们套不出啥来。